也有些规定有争议，比如强制婚检。

[16] 黄越钦：《各国监察制度之比较研究》，第243－244页。而弹劾制度在总统制或半总统制国家相对重要，适用范围也较广泛，如美国、法国、韩国等，弹劾对象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行政官员、法官和其他公务人员。

从分权制约的角度看，对监督制度的改造需要监督机关和监督者一方具有真正独立的权力，并且这种权力的分配和互相关系具有法律上的明确和有效的规范依据，这样才可能避免传统监督制度的种种弊端。唐宋是监督制度的完善时期。如果传统监督制度不改造成现代监督制度,监督永远会是被法治所排斥的作为另类而存在的制度。盛行于各朝历代的监督制度，无不隐含着这样的几个潜在的互相有逻辑关联的判断：第一，监督者总是最值得依赖的（这一判断是基于监督者与监督指挥者或发动者的人情化的密切关系，而不是理性化的法律关系）。程序是在向全社会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监督者与被监督者都在阳光下受到监督。

监督程序中的角色分化后，每一个角色都是以抽象的形式存在，这就体现了程序的特质——管理与决定的非人格化，由此使社会关系在程序中得以简化。而在人治的制度发生根本性转变时，传统监督制度就更加黔驴技穷了。德沃金将融贯性依据法治的不同环节划分为两部分：作为立法原则，要求立法者必须试图使其指定的法律在道德上是融贯的。

法治社会的基本理念不是社会的单一自治，而是国家与社会相互独立前提下的相互互构，并由此形成国家在社会中的稳定结构。但转型国家法治建设道路和序列的特殊性并不能否定法治的一般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这一逻辑关系。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作为其基本格局的社会管理，在此语境下实际上是指政府的一个职能，与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并称。一种主张认为，中国正处于法治转型之中。

其次，站在社会立场，公权力的备位性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法治国家向法治社会提供基本的法治公共产品：一套正式制度体系，一套立法、执法、司法的公权力机构以及运作机制，乃至有关法治的知识或一般认知（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法治文化等）。正式的国家法在法治社会规则体系中具有圆点规则的性质。

首先，公职本身是国家干预的一种认可。因此，在法治建设初期，首要的就是建立国家法治，第一位的是基于法的控制而更好地运用公权。透过这些特征，能够进一步深化对法治社会本体的认知和把握，也有助于循此将法治社会建设目标具体化，为构建评估法治进展和一体建设的科学指标提供指引。当前，迫切需要法作出回应的社会问题，一是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且在转型社会表现为突出的，对于社会各类利益配置和利益矛盾调处问题。

法治国家的‘法治强调权力控制，法治政府的‘法治则强调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法治社会的‘法治更强调人权保障。这就使得法治国家建设须以立法为先。法治社会具有法治的融贯性和社会的共治性两大特质。在法治国家的意涵里，国家公权及其运行是法规范的主要对象，法治建设着力于确保公权积极履职并防止滥用。

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求的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体现出国家层面法治建设的目标与任务的日益深入。其次，法治社会建设是对公共理性的培育与提升。

法治社会建设需要以公权力为主导，要求透过法治社会化实现社会法治化。转型维度并非与前两者机械并列，而是贯穿了前两者，是当下中国一切问题讨论不可摆脱的背景。

然而，即使公权力本身能够得到较好运用，立法同样可能对法治造成侵害。当前，国家法治在立法、行政、司法各方面进步显著，公权力整体上在程序框架内有序运行，但个体诉求表达越来越呈现为非理性样态，极端化事件、群体性事件接踵而至。其三，规则治理的对象侧重不同。他主张法治国家是公民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以及国家内部领域的关系均受法律调整的国家，其标志就是所有国家权力及其行使均受法律的约束。法治作为一种规则之治本身就包含了确定性、明确性、合理性和稳定性等特征，这些内容均与理性的内核要义相契合。其次，法治社会与社会法治国的本位设定不同。

（二）迈向司法社会化：通俗化与透明性之加强 当前，中国的司法走到一个尴尬的境地，背负不可承受之重，已为各界所公知共识。首先，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弥合法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是司法实践的当然使命和永恒主题。

而法治社会则着眼于社会组织与社会成员生产与生活活动的规则有序，各类社会组织和国民都能够遵守法律，理性生活，正当行使权利和承担社会义务。其次，法治社会是共治社会而非独立自治社会。

但实质上，其应代表且回应社会的需要，可概称为法的回应性。此一悖论唯有在法治框架下方能求解。

当前我国基于法治国家框架基本确立而将法治建设重心向社会转移：一方面，国家继续保持在法治国家阶段所形成的品格。法治强调按照理性精神、遵循规律地开展经济社会文化各项活动，防止感情用事，以公平抵御偏私。在以往的研究中，国家与社会二元论往往得出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并多将自治性作为社会运行的当然状态，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这无疑跳脱了管理观念而回到了规则之治的本意。

在宗教、伦理消减而意识形态又不断弱化的情形下，仅仅仰赖民族血脉和地域上的国家概念来弥合社会碎片势必难以周全。超越上述情感与情绪两个微观层面，在社会维度的宏观面向上，法治社会建设有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同时面临着西方的强势话语和根深蒂 固的传统观念，遭逢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股思潮相互激荡，对于社会向何处去实难进行准确定位。

因此，法治社会的积极建设，推动自治规则和非正式制度支撑社会的良性运行，有助于弥补立法的上述局限与困境。有研究者将融贯性细分为事实、规范和主体理解三个方面，即关于事实的信念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正是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共治，法治的潜在因素才能被激活，规则权威的衰弱重新得以强化，有关法治的态度碎片得以重组为一种共识。这一阶段的法治建设，重在本国法治的细化、优化和实质化。

所谓法治失重，是指国家层面的法治系统建设先于社会成长与社会日益疏离，导致法治深化难以为继，仿佛物体失去重力场的作用而呈现的漂浮状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有国家正式法律与社会自治规则及习惯等形成的完备的、融贯的、科学的规则系统。公权力以依法行政为法治运行的基本要求。从宏观系统来看，这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加速迈向现代社会的历程。

这是因为，我国的法治发展道路不是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建构性进路。其一，法本身就是规则化。

由上述二者作为内在支撑社会自主运行，社会各类组织、成员与国家各职能部门形成自治与统治分工协作，即跨越统治与自治之共治秩序。但从法治国家到法治政府直至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国法治的建设道路在不同时期的目标、原则和重点是相互衔接、互为因果的。

前者应从司法的直接目标、任务与原则进行研析，后者则可透过司法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功能进行观察。公共理性是关于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价值值引导与行为规约，包含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效率等一系列价值内容，以及沟通、协调、妥协、宽容、参与、自主、责任等一系列行为规范。